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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新春走基层)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中新网盐城1月31日电 题：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中新网记者 于从文 农历正月初八，江苏盐城盐都区秦南镇，秦程食品公司兔年第一锅咸鸭蛋出锅了。“很多老顾客都在等着这锅蛋呢。”“87后”总经理程彤在生产间内外忙碌着。 年产700万枚咸鸭蛋的生产间里，既摆放着一排排传统盐水腌制咸鸭蛋的大桶，又安装了两台高效节能环保型智能腌制设备。程彤说，这两台新型设备是自主研发的专利，极大地提升了咸鸭蛋的产能和品质。  潘志鹏操作大棚内的物联网设备。 谷华 摄腌制咸鸭蛋对于出生在水乡的程彤来说，是“子承父业”。程彤的父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从事鸭蛋的腌制和销售。2012年，父亲打算把蛋品厂交给程彤。当时，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南京一家国企工作三年并成为业务经理的程彤真有点不情愿：“工作在写字楼，朝九晚五，压力也不大，事业处于上升期。”然而，父亲的蛋品厂粗放的生产方式，让程彤担心“走不远”，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回来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咸鸭蛋到处都有，蛋白过咸、蛋黄不沙是咸鸭蛋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对蛋品市场调研后认为，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必须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做一种不太咸、更健康的咸鸭蛋。”程彤告诉中新网记者，他联合江苏省农科院专家经过两年攻关，研发了“低盐咸鸭蛋快速腌制技术”，并获得专利。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化腌制设备，咸鸭蛋的腌制周期从40多天缩短至15天左右，不仅蛋黄“流油”，而且含盐量比正常咸鸭蛋低30%到50%，适合现代人的健康理念。  潘志鹏在手机上查看大棚内温度、湿度等数据。 谷华 摄“小而美”的经营策略，让“秦程”咸鸭蛋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价格也水涨船高。程彤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几十户养殖户致富。2022年，“秦程”蛋品实现销售14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盐都乡村大地上，活跃着300多位像程彤这样的40岁以下“农二代”，他们怀揣致富梦想和兴农技能，传承农业发展，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了新活力。 盐都区郭猛镇双鹏智慧农场的当家人是两位发小，出生于1992年的潘志鹏和刘小鹏。2013年，潘志鹏的父亲潘国胜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葡萄和草莓，两年后他邀请大学毕业的刘小鹏回来经营农场，2018年，潘志鹏也回到农场。年轻人的思维活跃，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向农业专家请教，从教科书和生产实践中步步摸索，慢慢由农业“门外汉”成长为“小能手”。 潘志鹏和刘小鹏深知传统种植管理模式已经落伍，一齐把目光瞄准物联网技术，对农场进行了智慧化改造。“现在，温度、湿度、通风、遮盖等各方面全部实现自动控制。”在农场大棚里，两人掏出手机给记者演示说，运用物联网技术，不仅能够精准控制，提高果品品质，而且节省了人工成本，200亩农场正常用工也就20人。 “看着植物生长，一天一个变化，每天都有新鲜感。”刘小鹏笑言，这是自己的农业情怀，是做其他工作没有的感受。去年，农场实现产值800多万元，净利润达300万元左右。 农业情怀同样藏在“快乐养猪人”顾金国的心头。“我做农业可算是专业对口了。”顾金国毕业于盐城生物工程学校畜牧专业，曾经在上海从事动物药品销售，生意做得红红火火。2015年，他带着3000万元资金，回到家乡秦南镇合兴村，创办了康农牧家庭农场从事养猪业。 在康农牧家庭农场，巡视、室温、饲喂、粪便清扫全部实现自动化，偌大的猪场正常用工只有13人，而且还是每3个月一轮换，平时在猪场内从事养殖管理的只有四五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清洁清毒程序非常严格，饲料运进、人员进入需要经过20分钟的消毒，饲养人员在外的穿着衣物一律不得带入，连手机都不能带进。“养猪最怕的是猪瘟病毒。”顾金国说，只有严格消杀才能保证安全，养猪产业才能持续下去。去年，农场出栏生猪15000头，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头猪场”。 在盐都采访“农二代”，记者发现，这些“新农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都是运用现代科技的行家里手，也都把网络电商作为产品销售的主渠道。“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成为新农资”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据盐都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区已创成省、市、区级示范家庭农场超300家，其中，“农二代”创办领办的农场占比逐年提高。“力争三年内家庭农场负责人平均年龄降到50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到50%以上，让更多的年轻人传承农业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军。”  顾金国介绍生猪饲养情况。 谷华 摄又是一年新春时。和父辈一样耕耘在乡村大地上，有知识、有技术的“农二代”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潘志鹏和刘小鹏说：“新的一年要加强日常管理，提高果品品质，打出自己的品牌，提高效益。”程彤说：“继续进行产学研合作，再在细分市场上下功夫，扩大品牌影响力，带动更多农户奔富路。”顾金国则说：“做农业，除了情怀还是情怀，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养猪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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